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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为此，崔氏专门设学舍，不仅授学后辈族人，还教授乡里的向学者。

    　　所以，崔氏精舍就和当年度满求学的伏氏精舍一样，都是一个在本地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存在。

    　　乡里谁家不想子弟能读经做人上人？所以皆德崔氏。

    　　崔氏第二个德就是，广垦田亩，兴修水利。

    　　和那些脱离田土的清流士族不同，崔氏是非常通晓农事的。其家数代都组织乡里人开垦田亩，教授乡里人农业技术，告诉他们何时该种什么作物。

    　　此外，崔氏还将大量的田土借给乡里人耕种，还将优良的垦殖工具借贷给乡人。更更重要的是，博陵最大的水渠也是由崔氏组织修建的。

    　　博陵境内最大的河流是濡水。

    　　但濡水穿博陵西而过，那博陵东的农业用水就困难了。所以崔氏专门挖建了一条水渠，引水入东。

    　　而且为了防止乡里之间争水，这条水渠就由崔氏负责。

    　　当时胡溥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不寒而栗。

    　　因为别人只看到了崔氏的德行，他则看到了崔氏对地方上深度的控制。他既有广田，徒佣数千。这些人都是直接靠崔氏吃饭的，焉敢违背崔氏？

    　　还有崔氏掌握了此地最先进的技术，那些被指导的乡里人也不敢得罪这些农业大家，深怕后面地里种不出东西来。

    　　更可怕的是，崔氏还掌握着博陵的水渠，直接就将县东的农业用水全部纳入了掌控。谁敢得罪崔氏？

    　　用现在的话说，崔氏既提供着庞大的就业岗位，又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技术，更垄断着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。

    

　　你说怕不怕？无怪乎，崔氏有德呢。

    　　崔氏第三个德就是家族内人才辈出。

    　　这一点胡溥还是理解的，人才辈出就是说崔氏家里代代做大官，能很好的保护好乡里人。

    　　这逻辑并不复杂。

    　　因为如果本地没有这种通天的大族庇护乡人，那必然是要被流官县令所鱼肉的。所以崔氏越强，县令就越不敢盘剥治下。

    　　随着对崔氏的全面了解，胡溥暗暗感觉这事的棘手。

    　　崔家果然是那种清流型豪强，讲的中庸纯儒，和那些浊流的地方豪强完全不同。后者根本不在乎什么邻里名声，不择手段攫取财富，完全不得人心。

    　　对于这种豪强，杀之毫不费力。

    　　那能不能也对崔氏如此呢？大兵一开，直接将崔氏剿了，不简单？

    　　能是能，但这么做后患无穷。

    　　以崔氏在地方上的名声，无故将之族灭，必要失当地的民心，还会被敌人抓住舆论的口舌。

    　　对于这，泰山军早年是有教训的。

    　　此前在河济地区的大变乱中，那些起事造反的土豪们之所以能拉动那么多人一起来造反，就是从这一点进行舆论攻击的。

    　　因为早年河济地区的分田队做事比较粗糙，但凡家里有徒隶的，不管好人坏人，都一并杀了。

    　　但杀人简单，但却落了人家口舌了。别有用心者常常污蔑造谣泰山军为寇匪一流，烧杀抢掠，没看那个大善人都被他们泰山军杀了吗？

    　　杀好人的，能是好人？能是王师？

    　　普通黔首的道德判断就是这么简单。

    　　而且，好名声的豪强们也常常容易博得那些有良知的分田队吏们的同情。这些分田吏大部分就是有儒家理想的一份子，对于道德观念分外看重，所以他们也往往对好人无法下手。

    　　由此可见，如果当纯只将分田运动当成这一种暴力，而不去抢夺道德上的正义，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这些麻烦还只是停留在现在，从后世过来的张冲则想到了更远。

    　　他知道随着他们这一代人陆续死去，这一场大运动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可能谁都没办法说清楚了。

    　　到时候那些豪强的后人们，一旦掌握些许舆论，他们会不会为先人“平反”？

    　　不用想，这是必然的事情。

    　　随着那些掌握文字的文人，用一些敏感、煽情的笔触去描绘豪强先辈们在这一次大难中遇到的不公和苦难，来为自己的先人翻案。

    　　这些“大善人”在家里与人为善，接济穷苦，过着与世无争，岁月静好的日子。但突然一天，这些人就被寇匪给抢了！这正义吗？这合适吗？

    　　他们当然不会讲当时千百万黔首的悲惨苦难，反正在他们的笔下，少数文人的体验就足以代替那些不会说话者的命运。

    　　他们会歌颂汉室的一切，会赞扬汉室士大夫们的风范。而那些愚昧者，浅薄者，自然会被这等煽情故事所感动，于是也跟着忘记了先辈们的苦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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