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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邺城泰山军幕府的净室内张冲伸了一下懒腰如此道。
即便坐着阅览了一天，张冲的脸上都不见丝毫疲惫，充沛的体力不仅仅让他在战场上十荡十决，在政务处理上更是宛如超人。
诸葛珪提供上来的这份田土调查非常管用，让张冲一下对汉室的土地和赋税情况有了清醒的认识。
这种顶层观察也只有诸葛珪这种体制内的官吏才有机会窥见全貌，即便是张冲都是不及的，他虽然来自后世对各种趋势变化有清晰的认识，但到底原阶级太低，缺乏对大汉完整的认识。
而诸葛珪的这份田土调查就弥补了张冲的一环。
先说这土地公私。最早的土地是没有私有这么一说的，所有都属于氏族和公社，按井田来生产。
之后生产力发展，井田崩溃，自战国变法以来，各国都陆续开始走向授田制。这是土地公有制度向私有转化的一个重要转变。从此编户齐民、按户授田、每户授田百亩。
虽然民众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，但却也出现了相应的经济义务，就如当年周天子为诸侯分封授土，诸侯们对天子有义务是一样的。
这类义务包括顷入刍三石、稾二石，也就是说每一户都要交刍草三石，粟禾两石。当然这是一个缴纳标准，不是每户都固定交这个。
这些都是张冲知道的，但有一点诸葛珪在报告中写出的就很让张冲重视了。
其中有一条是说，实际上当年授田土地还是国家的，当时授田的对象主要是两种，一种是有军工者，一种是氏族。换句话说，庸佃还是庸佃，他们实际上从来就没能从国家那里获得过土地。
而土地一旦被授予下去就是有授无还的。所以军功和豪强们一旦获得土地并长期占有，就必然成为私有。之后就是父老子继，代代相传。
至于像春秋时期那样执行严格的还受，公社重新定期分配的事就再没发生过。
看到这则记录，张冲马上就联想到了之前他和祭孙讨论的，就是泰山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的经过一段时间后要不要再分配。
从这里，原来当年春秋时期，土地属于公社的情况下，也是有定期重新分配的情况在的。
但后来这一政策为何结束了呢？张冲心里留下了问号，然后继续看。
土地政策到了前汉高祖时期又发生了变化。那就是谁能将荒田草田开垦为耕地，谁就拥有了耕地的所有权。这是因为秦汉之乱，天下疲敝，为了鼓励生产恢复税收国家不得已做出的妥协。
而且为了安民众心，还大力名田，制定法律来保护这些开垦出的耕地和宅基所有权。想尽办法让民众们能将土地传下去。甚至出现，即便一家绝户了，主家的妻子、赘婿、奴婢都有权继承。
自此土地私有化直接向前走了一大步。
但必须要指出的是，这依然和原先的穷苦们没关系。因为这些人是没可能开垦出荒田来的，只有有产之家才能有资源开垦出荒地纳为己有。
而一旦这个轮子开始转动，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，但越来越属于少部分人，大量的黔首因为无力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地，只能卖力到豪强之家做了佃户。
张冲看到这里，终于理解，为何汉代不过前后四百年，竟然经历两次大乱，就是这一政策闹的。
以张冲后世的理解来看，这就是豪强们以手上的资源拉了巨大的杠杆。他们只要提供第一年开垦的资源，然后就世代可以占据这片田土，这个过程的劳作全部由庸佃们承担，豪强们坐享其成就行。
而这种杠杆是可以传递的，就是一些胆子大的，完全可以每年都开荒，只要维持出基本的资源流转，一直到没有荒地可开为止。
好家伙，这不就是后来韩国的全租房嘛，厉害。
以张冲的理解，这项政策在开始是有效的，毕竟汉初那会基本没有人地矛盾。但有地的总是部分豪强，广大黔首还是只能沦为耕庸，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不少授田制下的自耕农的，但后来文帝时期又开始不抑兼并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。
于是，土地兼并如浪潮，一浪接一浪，直到高潮。之后一直到了新莽时期，国家曾尝试将土地收回国有，但奈何斗争失败。等到本朝，依旧如此，要不是两汉之间，民多死，使得土地荒了下来，可能本朝都撑不到现在。
以张冲来看现在的豪强们那就是直比王侯，以他邺城清查的审氏的田土来说，占接近千顷，富过王侯，而贫者是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。
看到这些材料，张冲再一次警惕着土地的流转和时代的兴衰，这个土地必然是要收回国有的。不是说当年王莽失败了，就好像豪强占有土地就是天经地义的。但这个事又不能现在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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